【摘要】新時代新征程上，開展“三新”黨建工作，不僅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客觀要求，也是完善社會治理體系、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做好新時代群眾工作的應有之義。從總體上看，“三新”黨建的動力主要有政治動力、經濟動力、文化動力和社會動力等。從其特點上看，則表現為以外部的、政策性的、服務性的驅動為主，內部的、自為性的、價值性的驅動則較為不足。為提高“三新”黨建工作質量，使其更具可持續性和有效性，亟須推動“三新”黨建工作轉向以內生發展為主。

【關鍵詞】“三新”黨建 動力轉換 外部推動 內生發展

【中圖分類號】D26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8.007

【作者簡介】郝宇青，華東師范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與戰略研究所所長，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蘇聯政治方向）、當代中國政治、基層社會治理，主要著作有《蘇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研究》、《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頂層設計》（合著）。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闡述新時代加強黨的建設、增強黨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時，強調“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1]明確將“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的黨的建設并列，并將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兩新”黨建進一步拓展為新時代條件下的“三新”黨建。提出加強“三新”黨建的新要求、新命題，“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對基層組織建設的深刻洞察”，[2]“對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完善社會治理、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提高黨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水平具有重要意義”。[3]為推動“三新”黨建工作的高質量開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進一步提出：“探索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有效途徑。”[4]

在黨中央關于加強“三新”黨建工作精神的引領和推動下，全國各地的“三新”黨建工作得以有序開展和有效推進，并取得良好成效。據統計，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全國共有“企業基層黨組織160.0萬個，社會組織基層黨組織18.3萬個，基本實現應建盡建”。[5]那么，為什么“三新”黨建能夠有序開展和有效推進？其背后的動力為何？為進一步推動“三新”黨建工作的持續有效開展，則亟須實現“三新”黨建由以外部力量推動為主向以內生發展為主的動力轉換。

“三新”黨建的動力類型及其特點

目前，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力量，下面三組數據可充分說明這一點。一是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數據，截至2025年5月底，全國實有民營經濟組織1.85億戶，其中，私營企業數量突破5800萬戶，個體工商戶達1.27億戶。[6]二是據民政部數據，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全國共登記社會組織87.9萬家，其中社會團體38.0萬家，包括行業協會商會10萬余家，擁有企業會員總數約770余萬；另有基金會9700余家，社會服務機構48.9萬家。此外，積極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全國目前共有各類社區社會組織約270萬家。[7]三是據中華全國總工會進行的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左右，以直播電商從業者、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騎手為主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0.9%。據預測，2025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規模將突破1億人。[8]

基于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龐大的數量和規模，以及不斷發展的趨勢，全面、系統、整體推進“三新”黨建工作成為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戰略性任務。從總體上看，推進“三新”黨建工作的動力主要表現為政治動力、經濟動力、文化動力和社會動力四種類型。

“三新”黨建的政治動力。“三新”黨建的政治動力源于中國共產黨嚴明的組織紀律。中國共產黨對黨員、黨組織的設置等都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定。黨的二十大作出部分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對黨員的要求是：“每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必須編入黨的一個支部、小組或其他特定組織，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接受黨內外群眾的監督”；“不允許有任何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接受黨內外群眾監督的特殊黨員”。[9]對黨的基層組織的要求是：“企業、農村、機關、學校、醫院、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10]這些規定表明，有黨員的地方，就要有黨的基層組織，就要有黨的組織生活。“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自然不能自外于這些規定。盡管其中的黨員人數比例低于國家行政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等，但仍需通過多種措施加強黨的建設工作。

“三新”黨建的經濟動力。“三新”黨建的經濟動力源于新時代新征程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破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方面的現實需要。新經濟組織（如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個體工商戶等）、新社會組織（如行業協會、商會、基金會等）、新就業群體（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直播電商從業者等）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已經并將繼續發揮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同比名義增長10.3%，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升至41.5%，數字經濟成為穩增長促轉型的重要引擎，[11]且這一增長趨勢還將持續。鑒于此，只有做好“三新”組織和群體的黨建工作，才能真正發揮好“黨建就是生產力”的政治優勢，并把這種政治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勢能。

“三新”黨建的文化動力。“三新”黨建的文化動力源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源于嚴格的黨內政治文化。“思想是行動的先導”[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三新”黨建的指導思想和文化驅動力量。“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必須具備黨員身份意識，不能做“口袋黨員”“隱形黨員”，不能因為在非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等工作就不執行黨員的義務，或降低甚至放棄黨員的先進性要求。黨員就是黨員，沒有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區別；所有黨員都是平等的，沒有特殊黨員和一般黨員的劃分。“一個黨員就是一面旗幟”[13]，是對包括“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在內的所有黨員的一致要求。

“三新”黨建的社會動力。“三新”黨建的社會動力源于我們黨將分散的社會整合起來、組織起來的政黨責任。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史中，基層黨組織建設工作一貫受到高度重視，基層黨組織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堅持群眾路線、執政為民的重要平臺。歷史證明，通過基層黨組織把所有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形成強大的組織力、凝聚力、戰斗力，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大政治優勢。[14]1943年11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發表題為《組織起來》的講話中指出：“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15]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隨著單位制逐漸解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在出現社會分化等現象的同時，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以及新就業群體等力量逐步發展壯大。面對這種情況，如何將“三新”組織和群體“組織起來”，激發他們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成為加強“三新”黨建的政治邏輯起點。

加強“三新”黨建的政治動力、經濟動力、文化動力和社會動力，都是充分的。其源于黨中央對“三新”組織和群體的重視，黨綱黨章等黨內法規的具體規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著“三新”黨建的穩步推進。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新”黨建的動力和發展現狀呈現出一個主要特點，即“三新”黨建以外部的、政策性的、服務性的驅動為主，而內部的、自為性的、價值性的驅動相對不足。

依靠外部的、政策性的、服務性的動力驅動，可以在短時間內加速推進“三新”黨建工作，并實現“三新”黨建組織和工作的全覆蓋。但是，鑒于事物的內因和外因的辯證關系，應在繼續發展外部的、政策性的、服務性的動力的基礎上，探索內部的、自為性的、價值性的動力驅動路徑，以保證“三新”黨建的可持續發展。

外部推動“三新”黨建的局限性

從學理角度看，加強“三新”黨建的政治動力、經濟動力、文化動力和社會動力，主要是以領域作為分類標準來劃分的，其本身并沒有內與外的區別，因此，在這里講“三新”黨建的外部動力，與政治動力等四種動力并不在同一個維度上，似乎是不妥當的、不合乎學理規范的。但是，筆者使用“三新”黨建的外部動力，是從“三新”黨建工作開展的實際情況出發，是站在“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視角來看待動力問題。在大部分“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看來，他們所處的組織和群體屬于非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等，其工作或職業狀態是市場化的雇傭關系、動態的競爭關系等，這與黨政機關、群團組織、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部門的從業人員工作存在一定差異。這使得“三新”領域的黨員容易將黨建工作理解為來自“外部”體制的推動，而非源于自身或組織內部的動力機制。在這樣的認知下，“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參與“三新”黨建工作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將受到影響，因而也難免衍生一些局限性。具體來看，外部力量推動“三新”黨建的局限性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結構上的形式主義傾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倍增”，[16]“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黨的優勢所在、力量所在”。[17]在“三新”組織和群體中實現黨組織網絡的全覆蓋，是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凝聚力和戰斗力的基礎性工程。《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年）》指出，要“完善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組織建設制度，推動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全覆蓋”。[18]而為實現“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的全覆蓋，全國范圍內已建立起基本的管理體制和工作格局，即“地方黨委負總責、組織部門（‘兩新’工委）牽頭抓總、行業部門各負其責、街道社區兜底管理、有關部門結合職能協同推進的管理體制和工作格局”。[19]

隨著“三新”黨建管理體制和工作格局的基本形成，“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已基本實現全覆蓋。但是，當前“三新”組織黨建工作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義傾向。比如，為完成上級要求的“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全覆蓋任務，一些地方對“三新”組織和群體調查研究的深入細致程度較為欠缺，仍需提升對“三新”領域從業人員工作流動性強、組織形態松散、時間碎片化、勞動強度高等實際情況的關注程度。[20]部分“三新”黨組織或聯合支部可能在成立時較為匆忙，“三新”黨建的“殼”已成形——即已實現“有形”覆蓋，黨建任務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但這個“殼”如何進行有效的日常運轉、怎樣更有效地為“三新”組織和群體服務、如何聚合資源和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等諸多事項，仍缺乏實實在在的抓手，“有形”并未成功轉化為“有效”。此外，少數黨建工作牽頭部門對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群體的實際需求調查研究不足，部分服務載體的設立初衷與實際效果之間存在一定差距，如“司機之家”“服務驛站”“青年之家”等，其功能設置與實際需求結合不夠緊密，出現空間布局不合理、服務內容單一而無人問津等情況，難以真正為“三新”組織和群體成員帶來便利。“三新”黨建工作存在形式主義傾向，主要原因在于推進過程中對“三新”組織和群體的實際狀況與真實需求的把握尚有不足，對“三新”組織和群體的相關工作的針對性和適應性有待進一步加強。這使得“三新”組織和群體參與黨建活動的積極性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黨建工作實際效果的提升。

過程中的物質主義傾向。物質主義傾向是指，在推進“三新”黨建工作中，過于依賴物質激勵手段，即主要借助利益分配、服務供給等有形資源來吸引和凝聚“三新”組織及群體中的黨員。這在實際上是將黨建工作簡單等同于資源投入。在物質主義傾向的作用下，雖可在短期內形成較為顯著的工作聲勢，卻未能真正激發黨員在思想、價值與情感層面的認同和共鳴，因而難以實現黨建工作的深層目標和持久效能，亦難以形成乘法效應。

物質主義傾向在“三新”黨建過程中所產生的弊端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物質資源本身具有消耗屬性，需持續補充才能維持相關活動效果，一旦支持力度減弱，黨建工作的持續性和影響力也容易受到影響；其次，若主要依靠物質條件推動黨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助長對物質條件的過度追求，[21]不僅影響黨建工作的質量和實效，還可能對黨組織形象和政治生態產生不利影響；[22]再次，偏重物質激勵手段容易簡化黨建工作的豐富內涵，不利于“三新”組織與其他類型組織之間的有效交流，也可能忽視黨員個體在思想、能力和素養方面的全面發展。促進“三新”組織黨員的自我發展是加強“三新”黨建工作的深層次動力，忽視這一深層次動力的黨建工作，會削弱黨的政治引領和組織凝聚功能，從而削弱黨建工作的內驅力。

方式方法上的行政命令推動。“三新”黨建方式方法上的行政命令推動，主要是指一些地方在推動“三新”黨建工作時，對“三新”組織和群體調查研究的深入細致程度有待提升，在實際工作中對“三新”組織和群體的特點，及“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實際意愿和需求關注不足，主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進“三新”黨建工作。

當前，一些地方主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進黨建工作的情況仍然存在。比如，對新經濟組織的業務特點關注不足，要求新經濟組織按照國有企業標準開展黨建工作；對新社會組織的規模和黨員人數的實際情況關注不足，按照統一的標準考核評估其黨組織覆蓋情況；對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群體流動性強、時間不固定、強度大等工作特點考慮不周，開展組織生活和教育培訓的形式不夠靈活，等等。

僅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推動“三新”黨建，不利于“三新”黨建工作實效性的提升，這主要表現為：一是難以真正激發“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參與黨建活動的積極性，進而可能影響黨組織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地方黨建工作牽頭部門對“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實際的政治經濟要求、職業發展期盼的回應能力亟待提升，對新的時代條件下“三新”黨建工作方法亟須轉型的認識還需進一步深化；三是可能帶來資源的浪費，影響“三新”黨組織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的提升，不利于增強“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黨性意識。

“三新”黨建的內生發展路徑

所謂“三新”黨建的內生發展，是指依靠“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和黨組織，形成內部的、自為性的、價值性的發展動力，以推動“三新”黨建的可持續發展。從表面上看，“三新”黨建工作是要做好“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組織和黨員的工作，但從根本上而言，是要做好“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的工作，黨員是黨建工作的全部基礎和根本價值旨歸。因此，我們在探討“三新”黨建的內生發展路徑時，主要側重于從黨員的視角出發。當然，外部的、政策性的、服務性的驅動也是不可或缺的，其可為“三新”黨建工作創造良好的外部生態環境。

強化“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身份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指出：“全黨同志要強化黨的意識，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做到忠誠于組織，任何時候都與黨同心同德。”[23]這一要求是針對全體黨員，也就是說，所有黨員任何時刻都應當始終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鄧小平同志指出：“有了黨的團結，才能有力量去團結廣大群眾。”[24]黨員是一面旗幟，“三新”黨組織作用的發揮需要每一位黨員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強化“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身份意識，是實現“三新”黨建內生發展的基礎條件。

其一，強化“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政治身份意識，挺起“強企筑基”硬擔當。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要加強“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而政治學習的形式應是靈活、便捷、線上線下結合的，需根據“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特點來設置多樣化的學習形式，推動“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做到在黨愛黨、在黨言黨、在黨為黨。面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進程中存在的誘惑與挑戰，廣大黨員要把“小我”融入組織發展的“大我”之中，在黨的旗幟下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始終彰顯中國共產黨“知行合一”的政治本色。

其二，強化“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組織身份意識，展現“時代先鋒”新作為。黨員不僅是一個光榮的稱號，更是一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勤勉奮斗的責任。“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必須肩負起夯實基層黨組織、凝聚廣大人民群眾和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任。因此，必須在關鍵時刻考驗他們，在關鍵崗位磨煉他們，促使他們不斷在事業發展過程中攻堅克難，在新征程上展現“時代先鋒”的風采。

其三，強化“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身份意識，保持“黨員是一面旗幟”的真底色。增強“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身份意識，是推動“三新”黨建內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要敢于亮身份、亮承諾、亮行動，堅持向焦裕祿、谷文昌等英模人物看齊，甘當為群眾排憂解難的“靠山”，切實做到急群眾之所急，想群眾之所想，始終做人民最可靠、最堅強的主心骨。

優化“三新”黨組織的設置。當前，“三新”黨建工作大多是基于上級組織的外部推動。誠然，“三新”黨建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動，但在“三新”黨組織的設置上，則應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即根據“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參加黨組織的意愿來推動進行，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優化“三新”黨組織的設置，以推動“三新”黨建的內生發展。

一方面，以“趣緣”為紐帶，激活“三新”黨組織活力。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三新”黨組織應該根據社會發展實際狀況及時改進和創新黨組織結構建設。“三新”黨組織建立黨支部的傳統做法是以企事業單位和群團組織為單位，這種以“地緣”“業緣”為邊界來設置黨組織的方式，已經不再適應當前人口快速流動、需求多樣化發展的社會現實，尤其是不再適應“三新”組織和群體的黨建工作實際。創新黨組織結構，須突破黨組織的組織結構在地域和行業方面的限制，消除黨建工作的盲點和空白點，做到“黨員、群眾在哪里，黨的工作就在哪里”，真正實現黨建工作全覆蓋。比如，上海市閔行區江川路街道的“團隊黨建”，通過創建混合式黨支部和組合式黨支部，[25]實現黨組織結構的創新，并有效地激發了黨組織的活力。“三新”黨建可以“趣緣”為紐帶，讓黨員自愿、自由地加入其想加入的黨組織，而非被動安排，在實現跨行業跨領域的“聯合黨建”過程中，提升“三新”黨建的內生動力。

另一方面，以服務為抓手，增強“三新”黨組織內生動力。由于“三新”領域存在黨員分布廣、流動性強的特點，必須不斷探索區域統籌與行業協同相結合的組織設置方式。比如，在園區、商圈、樓宇等建立黨群服務陣地，在重點行業成立行業黨委，推動行業資源向區域覆蓋。這些舉措的最終目的，無一例外皆指向基層黨組織通過服務來凝聚黨員、凝聚群眾，進而實現為人民服務、滿足人民的期盼、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三新”黨建成為連接群眾訴求表達和基層政府行動響應的重要場域，通過深化黨建聯建行動，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即通過搭建“專委會”“街委會”“樓事會”等議事平臺，建立互聯互動紐帶。依托黨組織，建立自下而上的訴求表達、問題收集機制，以及自上而下的政策傳導、資源下沉機制，定期召開座談會、聯席會、協商會聽取“三新”組織和群體意見，并廣泛開展“送政策、送服務、送溫暖”活動，健全問題發現與回應機制，補齊基層治理短板，提升基層治理效能，創新區域化黨建聯建形式，增強共治內生動力。

保障“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自我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要每個基層黨組織和每個共產黨員都有強烈的宗旨意識和責任意識，都能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先鋒模范作用，我們黨就會很有力量，我們國家就會很有力量，我們人民就會很有力量，黨的執政基礎就能堅如磐石”。[26]也就是說，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的發揮有賴于基層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的發揮，因而，保障“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的自我發展，則是激發“三新”組織和群體中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的基礎條件，更是“三新”黨建內生發展的應有之義。

一方面，需確保“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在“三新”黨建中能夠實現自我發展。在推進“三新”黨建工作中，要堅持剛性管理與柔性治理相結合，對“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實施精準培養，做到“職業留人”。比如，推行“以老帶新”的舉措，發揮柔性治理優勢，讓“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感受到黨建的“溫度”。又如，在運用黨建引領基層群眾發展的過程中，采用現代企業制度，堅持剛性管理的原則，讓“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感受到職業的“效度”。

另一方面，“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要有職業、地位或聲望等流動的社會空間。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27]在這一過程中，“三新”組織和群體中的黨員雖然是基層治理任務的主體，但是他們可能面臨著“責任重、權利小、待遇低、名聲弱、晉升通道受限”等多方面的約束。因此，應加大對“三新”組織和群體成員職業發展的政策傾斜力度，并予以執行落地。在社會輿論方面，要強化輿論引導和宣傳力度，推動形成尊重不同社會群體和職業的良好社會氛圍。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突出抓好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在新興領域的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28]當前，開展“三新”黨建工作，既凸顯出鮮明的時代緊迫性，也具備重要的實踐價值。其不僅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客觀要求，也是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筑牢黨的執政基礎、高質量推進新時代群眾工作的應有之義。

加強“三新”黨建工作，是一篇大文章，是一項系統性的工作，其需要內外部綜合力量的推動，通過內外部力量融合形成“三新”黨建的合力。但從根本上而言，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因此，內部力量應是“三新”黨建的根本動力，鑒于此，為高質量推進“三新”黨建工作，使其更具可持續性和實效性，需從客觀實際出發，多措并舉，推動“三新”黨建工作由以外部力量推動為主向以內生發展為主的動力轉換。

（本文系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中國知識體系構建研究中心重點項目“中國式現代化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歷史與現實基礎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頁。

[2]臧秀玲：《探索“三新”組織和群體黨建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人民論壇》，2025年第7期。

[3]王文成：《推動“三新”組織和群體黨建工作高質量發展》，《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4年第24期。

[4]《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5頁。

[5]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25年7月1日，第4版。

[6]《截至5月底全國實有民營經濟組織1.85億戶》，《人民日報》，2025年6月28日，第1版。

[7]《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國共登記社會組織87.9萬家》，2024年10月2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3688022894147949&wfr=spider&for=pc。

[8]《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人民日報》，2023年3月27日，第1版；莫榮、丁賽爾：《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經濟日報》，2025年5月15日，第10版。

[9][10]《中國共產黨歷次黨章匯編（1921-2022）》，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23年，第19、27頁。

[11]《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2023年4月28日，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28/content_5753561.htm。

[12]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頁。

[13]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66頁。

[14]郝宇青：《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動力探析》，《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15]《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0頁。

[16]《習近平關于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6頁。

[1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頁。

[18]《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頁。

[19]趙兵：《建強戰斗堡壘 夯實執政之基——黨的十九大以來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工作綜述》，《人民日報》，2022年10月10日，第1版。

[20]吳儲岐：《新就業群體“新”在哪、“難”在哪、關愛工作“落”在哪——訪中央社會工作部副部長趙世堂》，《人民日報》，2025年1月20日，第14版。

[21]陳嘉明：《中國現代性研究的解釋框架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22]托克維爾對沉湎于物欲的危害有如下闡述，值得借鑒：“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參見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5頁。

[23]任仲文編：《扛起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0年，第41頁。

[24]《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8頁。

[25]周敏暉、郝宇青：《“團隊黨建”：城市社區黨建工作的新探索——以上海市江川路街道為例》，《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9年第3期。

[26]《基層黨建工作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5頁。

[2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8]《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推動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11月7日，第1版。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

Dri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n Party Building of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s,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New Employment Groups" Through Endogenous Development

Hao Yuqing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advancing Party building of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s,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new employment groups" is not only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but also essential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foundation, and effectively carrying out mass work in the new era. Overall, the driving forces for Party building of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s,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new employment groups" primarily includ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erm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efforts are currently driven mainly by external, policy-based, and service-oriented factors, while internal, self-determined, and value-driven motivations remain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sustain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arty building of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s,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new employment groups", it is imperative to shift its driving mechanism towards one that is predominantly endogenously developed.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of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s,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new employment groups", dynamic transformation, external impetus, endogenous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