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書信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信息溝通的媒介，也是維持社會秩序與人心穩定的一種方式，體現著一個時代的社會發展水平。優秀的書信，往往具備文學文本和書法作品的雙重屬性。由于書寫狀態更加松弛、隨性自如，古人書信往往比專門的書法作品更能見書寫者的“真性情”。書信在承擔信息溝通功能的同時，將信息、情感、書寫藝術等寓于其中，成為文明傳承中一種“有意味的形式”。

【關鍵詞】書信文化  傳承  發揚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書信是信息溝通、超越時空限制的一種方式，其作為成熟的文化元素，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第二十五篇《書記》載，“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于夬，貴在明決而已”，①認為把自己的想法清楚、明白地形諸文字，并傳達給對方，是書信的靈魂。

書信文化與物質文化息息相關，體現一個時代的社會發展水平

以相應的物質載體為標準，書信的發展經歷甲骨時代、簡牘時代、紙張時代、網絡時代四個時期，前三者以實體為載體，網絡時代以數字媒介為載體，各時代的載體存在一定重疊與交叉。

在殷商時代，龜甲、獸骨是書信的主流載體。周以后直到秦漢，書信以竹簡和木牘為主要載體，這一時期奠定古典書信體系的基礎，對書信傳統影響最為深遠。今天我們所熟知的絕大部分書信術語，如書簡、書札、尺牘等，多來源于秦漢之際的簡牘時代。

漢人王充、許慎，都曾經對竹簡、木牘的制作使用，有過專業性的記載。王充《論衡》卷十二“程材篇”載：“截竹為筒，破以為牒”“斷木為槧，析之為板”②，把竹木這些粗苴之物雕琢刻削，用于書信寫作。竹簡、木牘，根據其長短及不同用途，又有不同的稱謂，比如札，顏師古《漢書》注說：“札，木簡之薄小者也”③。漢代通用簡牘長度一般是一尺，漢尺長度較現代要短，大約是22—30厘米，后世尺牘的稱呼即源于此。

漢朝書信開始用紙。蔡倫改良造紙技術，對書信用紙有推動作用，但當時書寫用紙并未普及，竹簡、木牘還是主要的書信載體。羅振玉、王國維合著的《流沙墜簡》，所收絕大部分是簡牘文獻，只有少部分是紙張。簡牘時代的書信，通常以毛筆蘸墨書寫，若出現訛誤則用書刀刮削修改；書寫完畢后，用繩索將簡牘連綴，再以封泥封緘檢署。

南北朝以后，以紙張為載體的書信成為主流。比起簡牘，紙張能夠容納更多的內容，便于攜帶、保存。唐宋以后，紙張的生產技術和質量進一步提高，紙張容量更大、便攜易存，其平整的質地為復雜書儀的形成提供條件。紙張在書信領域更為流行，書信的格式越來越講究，其書寫和郵寄也更方便。唐人張籍《秋思》詩就曾言及這種隨時開封加寫的便利：“洛陽城里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書信是信息溝通的媒介，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方式

農耕時代，驛道是書信傳送的重要渠道，也是國家維持統治秩序、實現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礎設施。例如，敦煌懸泉置遺址20世紀90年代出土的木牘中，有一枚《驛置道里簿》，長18厘米，寬2.2厘米，分上、中、下三欄，記載了漢代武威、張掖、酒泉三郡內的多個地名和里程。這是三郡郵驛系統的微縮表現，也是當時書信、公文傳遞路線的實地展示：“倉松去鸞鳥六十五里，鸞鳥去小張掖六十里，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沙頭去乾齊八十五里，乾齊去淵泉五十里，右酒泉郡縣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④

直到明清，驛道系統一直是重要的物資、信息傳遞渠道。明代黃汴著《天下水陸路程》、明代李晉德著《客商一覽醒迷》、清代憺漪子輯《天下路程圖引》，這一類商業日用書，近似于商旅交通指南，展現出當時書信所依托傳遞路線的完善程度。

與官方信息的傳遞相呼應，民間信息的傳遞，也是促進民眾交流、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方式。古人對此有很多詩意的表達。例如，“魚傳尺素”，就是對書信物質結構、內容效果的一個極佳描述。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記錄一位女子收到遠方丈夫書信的驚喜，信函是鯉魚形狀，暗含離別、相思之意，正文寫在生絹上，拆閱書信于是就被形象地比喻成烹鯉魚：“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⑤這是書信使用在民眾精神文化生活中一個生動縮影。

晉人陸機用家犬寄送家書，留下“黃耳傳書”的佳話，唐人甚至將此事收入《晉書》：“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赍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后因以為常。”⑥可見，民間書信的書寫載體和傳送方式是豐富多樣的。

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民間書信傳遞豐富民眾交流方式；而在戰亂等特殊時期，書信傳遞的艱難凸顯信息的珍貴。唐代安史之亂時，詩圣杜甫陷于長安，長時間沒有家人消息，于至德二載三月作《春望》表達內心的焦慮，是書信情感價值的真實寫照：“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到了這年秋天，終于得到家人訊息，于是喜作《得家書》：“去憑游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疏。”

書信在承擔信息溝通功能的同時，將情感、書寫藝術等寓于其中，成為文明傳承中一種“有意味的形式”

漢魏晉以降，書信的寫作、使用蔚然成風，從內容到文辭越來越講究，信札及其使用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基于不同物質載體和傳送方式的書信，產生名目繁多的美稱，充滿古人的日常生活：尺素、尺牘、尺翰、書牘、函、札、箋、書札、手札、彩箋等，是基于書信本體的稱謂；雙鯉、鴻雁等，是基于傳送方式的稱謂；玉函、瑤函等，是基于書信封裝方式的稱謂。于是，書信本體之外，這些具有詩意的稱謂，共同構成書信文化的一部分。

由書信本體與傳遞方式而生發的傳奇故事，又構成書信文化更高層面的內容，展現出特定時代人們的想象力與詩意。例如，《漢武故事》將漢武帝與西王母交往，描述為依靠“青鳥傳書”：“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而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侍王母傍。”

身在江南的陸凱，用一枝梅花當作春天，寄給身在長安的好友范曄，“驛寄梅花”遂成為美稱。《荊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優秀的書信，具備文學文本和書法作品的雙重屬性，書信由于書寫狀態更加松弛、隨性自如，往往比專門的書法作品更能見書寫者的“真性情”。魏晉南北朝之際的優秀法帖中，書信是重要部分。書圣王羲之的書法傳承，尺牘是重要載體。尺牘以其鑒賞、臨摹之便，成為書法學習者的重要藍本。王羲之雪天思念好友，卻不能見面，充滿遺憾，遂有短信：“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于是成《快雪時晴帖》，后來乾隆皇帝題贊其“龍跳天門，虎臥鳳閣”。王羲之掛念朋友，自己因身體著涼不便前去探望，于是寫信表達牽掛之情：“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何如？遲復奉告。羲之中冷無賴。尋復白。羲之白。”遂有《何如帖》，該帖后來被視作魏晉草書“尚韻”精神的典范。

優秀的信札，在實現信息溝通之余，其本身也成為經典文章。例如，南朝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就是其中之一。《南史》載，天監四年十月，梁武帝蕭衍任六弟臨川王蕭宏領兵北伐，被北魏平南將軍、梁城守將陳伯之所阻。陳伯之是濟陰睢陵人，原為蕭梁降將，蕭宏令記室丘遲，給陳伯之寫了一封勸降書，曉以利害，動以相關之情，信中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于是“伯之得書，乃于壽陽擁兵八千歸降”。⑦

唐人李白，四海漫游，書札是他信息溝通的重要方式，其內容構成，也是李白詩仙形象的重要部分。李白寫給名人韓朝宗的《與韓荊州書》，請求舉薦，其中展露出林庚先生所說的朝氣蓬勃的“布衣精神”，不僅為后人留下一個書信交際經典案例，而且留下“識荊”這一典故。

由古視今，當今網絡時代，信息溝通空前便捷，生活節奏加快，書信的載體、需求漸趨多樣，書信諸種元素的更新更加頻繁。傳統載體、內容形式的書信在某些領域還有著相當的生命力。政府、公司、社會團體間的公務信函往來，具有儀式感、法律性等多重屬性，仍需具有傳統書信包含的核心要件。與此同時，傳統書信的承載形式、美學追求受到沖擊。新的網絡習慣，逐漸動搖舊有書信的某些傳統。

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傳統書信的適應性變異，微信等社交軟件雖然使通信突破時空界限、得以高效傳遞，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將書寫壓縮成碎片化表達，無形中稀釋書信固有的情感濃度與書寫莊嚴性。作為情感溝通的悠久載體，無論書信的形式如何變化，敬畏、珍重的書信精神將永恒流傳。

【注釋】

①[南朝]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譯注：《文心雕龍譯注》，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

②[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③[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④胡平生、張德芳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⑤[梁]蕭統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⑥[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⑦[唐]李延壽撰：《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責編/程靜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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