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共同富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命題。通過推動產業升級、要素優化、制度創新和城鄉融合發展，農業農村現代化為夯實經濟基礎、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提供動能，為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奠定重要基礎。各地通過發展現代農業產業園、特色產業集群、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探索出一條以產業振興為牽引、以制度創新為保障、以數字化和綠色化為驅動的共富之路。“十五五”時期，需聚焦制度改革、科技創新、要素流通等方面，為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共同富裕提供支撐。

關鍵詞:農業農村現代化 共同富裕 鄉村全面振興 新產業新業態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1]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農業農村現代化關系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和成色。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加快建設農業強國。”[2]

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共同富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命題。這不僅關系糧食安全、重要農產品供給安全、億萬農民福祉，更承載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歷史使命。當前，國際環境復雜嚴峻，我國發展面臨的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越是應對風險挑戰，越要夯實“三農”工作基礎。通過推動產業升級、要素優化、制度創新和城鄉融合發展，農業農村現代化為夯實經濟基礎、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提供動能，為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本文結合地方實踐經驗，探索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

內在機理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農業農村現代化通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破除小農經濟的低效桎梏，為共同富裕提供物質前提。農業農村現代化關系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和成色。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承擔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戰略任務。農村是最大的發展潛力所在，農民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在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三重意義。其一，物質基礎意義。通過提升農產品供給能力、農業附加值和農村產業綜合效益，為共同富裕提供“物的基礎”和“財的來源”。其二，分配調節意義。通過改革要素配置機制、拓展農民財產性和經營性收入渠道，將更多增值收益留在縣域、留在鄉村、留在農戶。其三，治理支撐意義。通過推進現代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農民發展能力和參與能力，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性保障。

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主要體現為四維賦能路徑。

產業振興，筑牢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農業農村現代化通過三產融合，重構鄉村經濟生態。在產業鏈延伸方面，農業新質生產力推動“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運作方式加速落地。農村電商的快速發展、激發“數商興農”創新實踐。智慧農業發展，促進農業生產更加便捷、管理更加高效。在新業態培育方面，文旅融合盤活生態與文化資源，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農民工資性收入顯著提升。農業從種養環節向加工、物流、銷售等全產業鏈延伸，農業附加值進一步提升，為農村地區積累更多社會財富。

要素升級，激活內生發展動力。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是“物”的現代化，更是“人”的現代化。通過引入現代化科學技術，實現勞動資料智能化；通過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裝備的普及，大幅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同樣的土地和勞動力能創造出更多的農產品價值；通過完善教育培訓體系，培育農民勞動技能，推動農民從“體力型”向“技術型”轉變。

制度創新，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通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激發農村經濟發展活力。推動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充分釋放閑置資源價值。探索碳匯交易、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優化再分配調節機制，提升集體經濟收益，從而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強村級“三資”規范化管理，依托數字化治理平臺，遏制“微腐敗”，增強發展公平性。

城鄉融合，破解發展不平衡難題。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協調發展，促進城鄉融合和區域聯動。”[3]實現共同富裕的難點在于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收入差距。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利于打破資源單向流入城市的格局，引導更多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逐步向農村回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利于保障農民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發展權利，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

農業農村現代化通過生產力躍升、生產關系調整與發展模式重構，將鄉村從“共同富裕短板”轉化為“戰略縱深陣地”。其本質是以產業振興夯實經濟基礎，以制度優勢激活要素潛能，以縮小城鄉差距破解發展不平衡難題，最終實現農民全面發展與社會公平正義的有機統一。

創新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始終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夯實共同富裕物質基礎的戰略抓手，通過完善體制機制、加大要素投入、創新政策工具等多種方式，持續推動農民收入較快增長和城鄉差距不斷縮小，努力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各地結合地域特色，通過發展現代農業產業園、特色產業集群、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探索出一條以產業振興為牽引、以制度創新為保障、以數字化和綠色化為驅動的共富之路。

以產業振興賦能共同富裕

產業興旺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中之重，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前提。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農業新質生產力加快培育，現代農業產業園、特色產業集群、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競相涌現。依托新產業新業態，農村構建更加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把農業增值收益更多留在農村、留給農民。以產業振興賦能共同富裕，成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拓展農民增收空間、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路徑。

現代農業產業園模式。現代農業產業園是各類現代生產要素在特定空間的高度集聚，其重要邏輯在于，通過生產、加工、科技的一體化布局，實現從賣原料向賣產品、品牌的價值躍升。廣東茂名市構建國家級、省級、市級現代農業產業園體系，以工業化思維發展農業。通過引入田頭小站預冷技術、建設冷鏈物流體系，大幅延長荔枝的保鮮期。園區積極推動發展荔枝酒、荔枝醋、荔枝干等精深加工產品，成功將小規模特色產品升級為大規模產業。產業園內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當地平均水平顯著提升，實現了一顆荔枝富一方百姓的愿景。茂名荔枝產業園成功的關鍵，在于形成一套相對完善的“企業—合作社—農戶”利益聯結機制。一方面，鼓勵農戶以土地經營權、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入股產業園和龍頭企業，農戶不僅獲得穩定的保底租金和務工收入，還能參與園區利潤分紅，實現從“收租金”向“拿股金”的轉變，增加財產性收入；另一方面，通過推動龍頭企業與農戶簽訂保價收購協議，建立保護價格機制與訂單農業模式，在價格波動和市場風險面前，為農戶構筑“安全墊”，保障農民收益“旱澇保收”。同時，園區普遍配套技術培訓、標準化生產指導和質量追溯體系，讓小農戶嵌入現代農業全產業鏈。

特色農業產業集群模式。特色農業產業集群是在一定地理范圍內，依托特定資源稟賦形成的具有顯著比較優勢和集聚效應的產業集合體。它既通過規模經濟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又通過品牌經濟獲取市場溢價，是欠發達地區實現彎道超車、跨越式發展的重要發力點。陜西延安市把蘋果確立為農業領域重要產業，持續在品種改良、標準生產、冷鏈倉儲、精深加工、品牌營銷等環節系統發力，建成全國最大的優質蘋果生產基地之一。面對市場競爭加劇和產品同質化等問題，當地大力實施品牌升級戰略，推動蘋果產業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和品牌塑造轉型。一方面，大規模建設智能分選線和保鮮庫，按照糖度、色澤、大小等指標對蘋果進行精細分級，推動銷售方式從散裝售賣轉向按規格、按品質售賣，實現價值提升；另一方面，圍繞區域公共品牌，開展統一標準、統一包裝、統一檢測、統一營銷，從分散經營轉向抱團發展，讓小農戶借助品牌整體效應進入更廣闊市場。同時，探索蘋果期貨、價格保險等金融模式，在價格大幅波動或遭遇自然災害時，由金融機構和相關主體提供補償，有效增強小農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以科技創新賦能共同富裕

近年來，全國各地通過政策引導、技術落地、產業融合與金融支持，將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入農業生產、治理與服務的全鏈條，積極探索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優化鄉村治理結構、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的新路徑。

精準農業賦能生產端。精準農業指的是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和先進設備設施，包括衛星遙感、物聯網和大數據分析等，實現農田環境、作物生長和資源投入的精細化管理，從而激發土地和農業生產潛能。[4]例如，甘肅高臺縣引入數字技術，積極推動碎片化農田種植轉型，利用搭載多光譜傳感器、高清攝像頭以及其他特種設備的無人機，收集作物生產檢測數據，幫助農戶根據實時數據調整施肥和灌溉策略，并通過精準識別病蟲害區域，減少農藥使用量，提升農產品的質量與可靠性，從而進一步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

政務平臺重塑治理端。數智基礎設施是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數字底座，以數據創新為驅動、通信網絡為基礎、算力設施為支撐的基礎設施體系。加強數智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通過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治理，為推動鄉村全面振興注入新動能。福建九都鎮堅持以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治理，推動庫區高質量發展，統籌建設數字九都平臺。該平臺集成庫區門戶、產業經營、基層治理等功能，提供鎮情展示、農特產品線上交易、安全預警和矛盾糾紛調解等綜合服務，有效打通政務信息和市場信息堵點。九都鎮通過建立數據維護、培訓輔導等常態化機制，提升群眾和經營主體使用意愿，推動形成游客和資金流入、治理提效、產業外拓的“三進一出”發展格局。

數據要素激活流通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加速推動，我國農業產業智能化管理水平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農產品實現全鏈條可追溯管理。在流通端，通過應用“一物一碼”溯源技術，智能商城為海南胡椒、寧夏葡萄酒等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農產品賦予“數字身份證”，實現從種植、加工到流通、銷售的全流程可追溯。一方面，消費者可通過掃碼了解產地、生產批次、檢測信息等關鍵數據，產品品質更加透明可靠；另一方面，平臺基于銷售數據和用戶偏好，對農產品進行智能分級、定價和精準推介，使小農戶分散的勞動成果轉化為可識別、可交易的品牌溢價，真正做到“優質優價”，有效提升農民在產業鏈中的收益份額。

科技一方面通過創新重塑生產函數，促進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夯實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以創新更好促進公平正義、增進民生福祉，助力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5]各地實踐經驗表明，只有當科技真正下沉，并與農民利益深度綁定時，才能釋放出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實現共同富裕的巨大潛能。

以制度創新賦能共同富裕

各地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積極探索產業發展與鄉村治理新路徑，通過制度創新有效破解土地碎片化、服務效率不高等難題，以組織變革激發內生動力。

土地制度改革盤活要素資源。近年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續深化，推動土地資源優化配置與高效利用，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6]通過清理盤活農村閑置房屋、宅基地等低效用地，浙江省多地推動土地規范有序流轉，引導村集體牽頭成立“強村公司”，實現資源要素的集中配置和規模經營。浙江諸暨市首創宅基地“三權三票”制度，將宅基地的資格權、使用權、收益權細化，并通過“票據化”方式進入市場流轉，既有效盤活沉睡資產，又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鄉村建設與運營，在“資源盤活”的基礎上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同時，各地依托“強村公司”抱團發展，發展直播帶貨等新業態新模式，帶動農村集體經營性收入持續增長，低收入農戶通過入股分紅、就近務工等渠道實現穩定增收。浙江衢州市通過構建“鏈主帶動、科技賦能、數字轉型”的農業產業體系，打通從要素整合、產業培育到市場開拓的全鏈條，以制度創新和組織重構撬動鄉村產業發展新空間。

組織重構帶動農民增收。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需發展農民合作社等經濟組織，解決農民生產分散、組織化程度低、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弱等問題。[7]通過黨建引領下的組織重構，甘肅黃渠鎮代家墩村創新實施“統種共富”模式，將分散的小農戶組織起來，實現統一經營、風險共擔、收益共享，拓展農民增收致富新路徑。村黨組織牽頭推動土地集中流轉，由村集體與合作社深度聯動，對零散土地實行統一整合經營、統一水肥管理、統一農機調度和統一技術標準，改變以往“小而散”的分散經營格局。一方面，通過規模化、標準化種植，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單位產出，增強抵御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的能力；另一方面，農戶既可以獲得穩定的土地流轉收益，又能夠按“保底收益+效益分紅”的方式，分享村集體和合作社經營收益，收入來源由單一的“種地收入”拓展為“租金+工資+分紅”的多種組合。“統種共富”模式將組織重構、規模經營與利益聯結緊密結合，既維護農民土地權益，又在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中嵌入共富機制。

普惠金融引領政策協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離不開金融“活水”的精準滴灌和制度政策的系統供給，金融創新與政策支持協同發力，為共同富裕提供堅實的資金支持與制度保障。[8]中國農業銀行對接山東利津縣農擔公司，建立產業集群貸款新模式，推動普惠金融，為多個養殖戶投放金穗農擔貸，形成“你養殖我支持”的強農效應，切實解決養殖戶的融資難題。[9]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普惠金融為脫貧地區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中長期信用支持，緩解農民發展產業“缺資本、缺信用”的突出難題，有效打通農村金融服務的“最后一公里”。

以城鄉融合賦能共同富裕

各地深刻認識城鄉發展規律，把握好城鄉互促互進和共生共存的關系，對城市和鄉村進行通盤考慮和整體設計，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

片區組團化改造優化空間格局。片區組團發展是指按照地域相鄰、產業相近、優勢互補的原則，將一定區域內多個行政村或自然村整合為一個發展單元（片區），通過統一規劃、資源整合、產業聯動、共建共享的方式，打破行政壁壘，形成抱團發展合力的一種組織與發展模式。浙江省以鄉村片區組團發展和城市更新片區化改造為抓手，堅持和深化“千萬工程”經驗，將多個鄉村村莊與城市社區聯結成片區單元，統籌空間規劃、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構建“美麗成片、產業成群、服務成網”的一體化發展格局，重塑城鄉空間關系。推動從“單村作戰”轉向“城鄉聯動”，將片區組團發展與“強城、興村、融合”統籌起來，通過組團片區輻射帶動周邊村莊聯動發展，實現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浙江寧波市劃定多個先行更新片區，將城市核心區、城中村和近郊村莊納入統一片區，通過城中村片區化改造、低效工業用地綜合提升、濱水空間整體更新等，推動城鄉接合部整體煥新，讓近郊村莊和產業社區加快融入城市功能體系。

田園綜合體建設延伸融合鏈條。田園綜合體是指在鄉村地區，以農業為基礎，融合產業、文化、旅游、社區等多種功能，通過產業鏈延伸、產業集聚、產業融合等方式，實現鄉村經濟、社會、生態等多方面協調發展的新型農業經營模式。湖北豐樂村依靠紫薇都市田園村域內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優勢，通過生態賞花游帶動閑置土地和空置房屋出租，以田園綜合體積極融入城市板塊，豐富現代農業底色、文旅融合特色、環境生態綠色、農民增收本色。

總體來看，上述四種實踐路徑雖然各有側重，但其推進共同富裕的內在邏輯具有高度一致性。一是通過科技賦能提升生產力水平，以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綠色技術重構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推動農業由粗放發展向集約、高效、智能、綠色轉型。二是通過機制創新優化生產關系，運用股份合作、訂單農業、利益聯結、金融創新等制度安排，使農民在產業增值中獲得更加合理、公平的收益份額。三是把農村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品牌優勢和資本優勢，將更多增值收益固化在本地產業鏈和價值鏈之中，實現產業發展壯大、農民持續增收、鄉村全面振興的統一。這些創新實踐經驗實現了“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內在統一，為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生動的實踐樣本。

挑戰與應對

當前，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共同富裕，仍面臨諸多深層次挑戰，如區域發展不平衡、農業科技創新轉化效率偏低等。

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同地區在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產業基礎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呈現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態勢。有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受自然條件惡劣、交通基礎設施不足、產業基礎薄弱等因素制約，缺乏完善的冷鏈物流體系和品牌推廣渠道，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相對緩慢。這些地區的農村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與東部地區存在一定差距，制約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進一步加劇區域間發展差距。

農業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率偏低。農業科研機構與農村生產一線之間的聯系程度有待加強。有的科研成果未能充分考慮農村實際生產條件、農民接受能力等因素，導致成果與生產需求不匹配，難以在農村大規模推廣應用。農民作為農業生產的主體，對新技術、新模式的接受程度和應用能力不足。此外，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有待健全，基層農業科技推廣人員數量不足、專業素質參差不齊，一定程度上制約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與推廣。

農村要素流失現象依然存在。在人才方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農村“空心化”“老齡化” 問題突出。農村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條件相對較差，難以吸引高素質人才長期扎根于農村。在資本投入方面，存在資本投入方向不合理、短期逐利行為突出等問題，對周期長、投資大、風險高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創新等領域投入不足。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有待完善，農民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依然存在，制約農村產業發展和要素優化配置。

“十五五”時期，需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通過創新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機制、健全要素保障和優化配置體制機制等舉措，千方百計推動農業增效益、農村增活力、農民增收入，為農業農村現代化賦能共同富裕提供支撐。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破除城鄉融合發展壁壘。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資本、技術、人才、土地等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穩妥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將宅基地的資格權、使用權、收益權細化，并通過票據化方式進入市場流轉，盤活閑置資源，為鄉村旅游、民宿經濟和農村新產業發展提供空間載體。參考浙江省片區組團化改造模式，以縣域為基本單元，將多個鄉村與城市社區聯結成片區單元，統籌產業和公共服務布局，實現“美麗成片、產業成群、服務成網”的一體化發展格局。加大鄉村教育、醫療、養老和文化等領域的基礎設施投入力度，深化城鄉緊密型教育共同體和縣域醫共體建設，推動優質資源下沉基層。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立足資源稟賦培育特色優勢產業，通過組織重構等方式實現風險共擔、收益共享。

培育農業新質生產力，創新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機制。聚焦種業、智能農機裝備、綠色生產和農產品精深加工等關鍵領域集中攻關，推動更多原創性、引領性成果加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夯實主要糧食作物和重要畜禽種源自主可控基礎，推動生物育種、分子設計等前沿技術在良種選育和規模化生產中落地見效。順應數字化、智能化發展趨勢，支持多光譜無人機、物聯網感知、智能灌溉、標準化加工等技術在生產一線集成應用，將“精準農業—冷鏈物流—精深加工—品牌營銷”貫通起來，引導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更多投向現代農業產業園、特色產業集群和高附加值新業態，培育以新質生產力支撐農民增收的內生動力。健全“產學研用”一體化創新體系，支持科研院所、高校與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組建創新聯合體和試驗示范基地，把科研成果直接嵌入園區建設和集群升級。加強農業科技人員和基層農技隊伍建設，完善職稱評聘和績效激勵，把科技推廣成效與農產品品質提升、農民增收掛鉤。面向廣大農民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系統開展科技與數字技能培訓，推動科技真正下沉到田間地頭，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

加快推進智慧農業發展，提升鄉村數字治理效能。依托數字鄉村建設，探索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貫通生產、流通、服務和治理各環節，形成“數字興農、數字興村”的新模式。一是建設農產品全產業鏈數字管理平臺，實現生產過程在線監測、質量安全可追溯、冷鏈物流可視化管理，優化訂單組織、倉儲配送和市場對接流程，在提升產業效率的同時重塑利益聯結機制，保障農民在全產業鏈中的合理收益。二是建設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和村務公開平臺，實現集體資產、資源、資金的統一登記、動態管理和陽光運行，推進資產折股量化到人、落實到戶，探索“保底收益+按股分紅”機制，穩定增加農民股金收入。三是借助數字技術發展農村電商、直播帶貨、文旅康養和鄉村物業，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以集體經濟收益對困難群體實施兜底幫扶，更好發揮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功能。同時，大力發展遠程醫療、數字教育、線上養老等新型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增強優質服務資源在農村的可及性，降低因病致貧返貧風險，增強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資本下鄉方面，通過負面清單、準入規則、信息化監管等制度安排，防止不當占地和變相房地產開發，守住農民長遠利益和耕地紅線。

健全要素保障和優化配置體制機制，確保農民更多分享產業鏈增值收益。在人才方面，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吸引高素質人才回流農村。給予返鄉創業人才稅收減免、貸款貼息、場地支持等優惠政策，為其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和發展空間。同時，加強農村教育和職業培訓，培育高素質農業經營主體，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增加農村教育、醫療、養老、文化等服務供給，增強農村對人才的吸引力。在資本方面，加大對農村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勵金融機構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如開發農村宅基地抵押貸款、農業產業鏈金融等融資方式，解決農民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強對工商資本下鄉的引導和規范，建立健全工商資本下鄉的準入、監管和退出機制，引導工商資本投向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創新、特色產業發展等領域，確保資本真正服務于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民增收。此外，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盤活農村土地、集體資產等資源，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本文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導；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宋顏希，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略

責編：單 寧／美編：石 玉